在快手、抖音、闲鱼、淘宝、京东等网站或App搜索“下山”，会出现大量公开售卖野生植物的商家，伴随着“野生”“纯天然”等噱头，镜头对准的是蕙兰、石斛、重楼、毛慈姑——普通人并不熟悉但都很“畅销”的植物。

“我们有个不好的传统观念是，不管是吃、用药还是拿来卖，都觉得山里采的比人工种植的好。”

我国有“野生动物”保护法，但并无“野生生物”或“野生植物”保护法。相关的法律依据不足，导致这方面的执法缺失、一些濒危植物的监管几乎处于空白状态。

“大货大货！老铁们啊，这个东西可以！”

视频中，一位男子扒开周围层层的腐质土壤，一株低矮的兰草露出了白色的根部。这是采挖野生植物圈子里的行话。“大货”，代表植株比较珍稀或品相不错，与之对应的还有“下山兰”“下山草”“下山桩”——均意为山上采挖而来。

在快手、抖音、闲鱼、淘宝、京东等网站或App搜索“下山”，会出现大量公开售卖野生植物的商家，伴随着“野生”“纯天然”等噱头，镜头对准的是蕙兰、石斛、重楼、毛慈姑——普通人并不熟悉但都很“畅销”的植物。

京东网搜索“下山兰”显示的卖家。 （京东网站截图/图）

这些植物中，不少是濒危的草本植物。

有执法者坦言，日常执法中，几乎不会关注到低矮的草本植物。相较于高大的树木，进入司法程序有关草本植物的案件少之又少。南方周末根据裁判文书网梳理2019年6月至2020年4月期间涉及保护植物的151起案件发现，涉案的保护植物均为树木，没有一起是草本植物。

我国是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国家之一，拥有高等植物三万余种，其中至少有四千余种濒危。但1999年颁布的第一批《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名录》里，仅有1600余种植物，21年未修订的名录加上相关法律不健全，让这些濒危植物的保护犹如“空手接白刃”。

相比起可爱的野生动物，安静的植物难以让人产生共情，甚至没办法唤起人们的“圣母心”。哪怕被称为“植物界熊猫”的草本植物，也还没有人能说清它们在中国的现存状况和具体数据。这些小小植物的难题，正是中国濒危野生植物的缩影。

2020年4月，江苏宝华山上的独花兰疑似遭到盗采。这种只有一支笔高的小兰花由一片椭圆形的叶子和紫色的花朵构成，因每株仅生一花一叶，得名“独花”。独花兰生长在江苏、四川、湖南等地，是我国特有的珍稀植物。

开始，宝华山国家森林公园管理方对媒体称，从现场被毁的痕迹来看，是“野猪所为”，而在此前，“未在宝华山发现过独花兰”。

这让周佳俊觉得“不可思议”，他是浙江省森林资源监测中心野生动植物与湿地资源监测保护工程师，“全世界最早发现独花兰的地方，就是现在的宝华山。”此前造访宝华山时，他曾发现当地人从森林公园内挖采药材，据此认为，此次独花兰被盗采的可能性更大。

没见过独花兰等兰花？没关系，在快手、抖音等短视频平台搜索“下山兰”等关键词，可360°“观赏”这些小小的植物。采挖者们多为当地村民，通过直播以及短视频，将观众导流到个人的微信号交易，也有人直接将“成果”挂在淘宝、闲鱼等电商平台。

抖音 App 中关于“下山兰”的视频。 （抖音app截图/图）

在四川广元，从2019年4月开始，一位村民就多次在快手上发布采挖独花兰的视频。南方周末以买家身份向其咨询，他称所有植物均系野外挖采，其中独花兰售价为40元一株，蕙兰售价为47元3苗，整个交易仅需通过微信。

这位村民的视频中，除了独花兰、扇脉杓兰、蕙兰、重楼等野生濒危植物，还有杜鹃、木香、八角树等较为常见植物。他的快手账号和朋友圈内，几乎每天都会“上新”。问价购买的人中，有一些兰花爱好者，也有同行贩子购买“下山兰”后，栽种、培育成型后售出。

快手平台。 （采挖独花兰的视频截图。/图）

购买者多为了种植观赏。因品种、样貌差异，“下山兰”价格差异悬殊，贵的要上千元一株，便宜的几元一斤。在淘宝网，湖北随州一个售卖“下山兰”的店铺中，价格10-1000元不等，月销量为339。评论中，买家纷纷晒出自己培育后的“成果”图。另一个店铺交流群中，有买家称自己购买的“下山兰”刚栽培几天就出现问题，多位买家支招“治病”。

淘宝店铺的交流群，请教“下山草”的种植。 （淘宝app截屏/图）

作为“四君子”之一，兰花是“热销”的野生植物。全世界有两万余种兰科植物，我国有约两千种。首都师范大学副教授、植物学博士顾垒发现，传统文化中经常出现兰花，蕙兰、剑兰、寒兰、墨兰等被采挖售卖的情况已持续了多年，但近些年，包括独花兰在内的其他濒危兰花，也开始被大量采挖、售卖。

兰科植物生长周期长，生长条件苛刻。“很脆弱，从萌芽到长大有时候需要几年甚至几十年，被采挖之后，基本没办法恢复。”周佳俊说。

除兰科植物外，百合科、天南星科的植物，因观赏性较强，也是被采挖的“热门”植物。特殊的气候和复杂的地形使得云南成为我国兰花种类最多的省份，海南、广西、西藏、四川等省份，兰花分布也较多。

一位四川达州的发布者也长期在快手发布挖采野生兰花的视频，无论植株大小、品相好坏，哪怕刚刚冒出的“矮苗”，都会被他相中。其中一个视频内，他拍摄了刚刨到一半的一株春剑兰，他用手摩挲着刚刚冒头的植株喊道：“大货大货老铁们啊，看到没有，春剑的品种，这个东西可以！”

惨遭厄运的不只这株。他的另一段视频中，被采挖的春剑兰堆放在地，根系裸露，粗略估计有百余苗。他只挑选出十几苗放置在花盆里，“好货就这么几根”。

因发现网络售卖野生兰花情况极为普遍，2018年，顾垒在微博创建了“盗采濒危植物曝光台”的相关话题，至今已有600余条讨论，104万阅读量。同时，顾垒所在的山水自然保护中心联合中国野生植物保护协会、阿里巴巴、快手等16家单位，联合发起“保护野生兰花，拒绝无序购买”的倡议，当时曾引起国家林草局的关注和信息发布。

但情况并不乐观。

在淘宝网搜索“下山兰”，的确会显示相关提示“没有相关宝贝”，淘宝App搜索还会提醒“野生石斛入药导致野外种群濒危，请购买人工培育石斛”。但换个关键词“独叶兰”，则依然可轻易找到卖家。

淘宝App搜索“下山兰”，会提醒“野生石斛入药导致野外种群濒危，请购买人工培育石斛”。 （淘宝app截图/图）

湖北恩施一家农业公司称售卖的“独叶兰”均系从山上采挖，售价为25元一株。在挂出的商品中，还注明“野生独叶兰、稀有花卉植物，现挖，包邮”等关键词。

从形态上看，卖家所称的“独叶兰”和独花兰极为相似。南方周末电话咨询时，该商家负责人再次确认，“都是从山里挖的，保证野生的，放心。”独花兰生存条件苛刻，需要湿度较大和腐殖质土壤等，但为了售卖，这位商家声称：“不管南北方，都很好养，不会死”。

淘宝 App搜索关键词“独叶兰”，可轻易找到卖家。 （淘宝app截图/图）

公益组织“让候鸟飞”的志愿者蒋天明长期关注盗猎、盗采问题。他从2018年开始，关注到网络上出现大量采挖植物的直播视频，他的工作范围延伸到植物保护。“只要有人愿意买，大到需要五六个人抬的树桩，小到苔藓，都会被挖，有人甚至专门靠此为生。”

为什么有人非要买野生植物？顾垒认为，主要因其观赏和药用价值。“我们有个不好的传统观念是，不管是吃、用药还是拿来卖，都觉得山里采的比人工种植的好。”

在云南贵州四川等省的乡镇市场上，顾垒曾看到濒危植物被公开售卖，“有卖石斛的，一车一车地卖”。石斛也是兰科植物，被认为是养生药材。在传统观念里，居民“靠山吃山”、资源“为我所用”。而通过网络平台出售“下山”植物，被认为是“靠山吃山的现代化形式”。

香樟是南方常见的行道树，鲜为人知的是，野生香樟是国家二级保护植物。在淘宝平台，有商家公然售卖野生香樟，并强调“苗圃基地的香樟一点都没有药用价值，请大家注意”。

淘宝App，卖家销售野生香樟的说明，称苗圃的香樟“一点都没有药用价值”。 （淘宝app截图/图）

野生石斛、天麻、重楼是快手平台“采药人”最常见的植物。一位云南澜沧县的“采药人”除了自己采挖外，也发布野生石斛收购信息：“15块钱一斤”。

红豆杉及相关制品是多年的“网红”。在闲鱼平台，一位湖南省东安县的卖家，挂出5棵10年龄的红豆杉，称“仅支持上门批量自运、自挖”。另一位四川卖家挂出尚存活的红豆杉桩，“包挖”。

闲鱼平台，卖家销售独蒜兰、红豆杉。 （闲鱼app截图/图）

乌柿因造型奇异，挂果被认为“喜庆吉祥”，成为广泛应用的盆景素材。广西桂林一个视频发布者的近五百条视频中，几乎都是关于乌柿和紫薇的“下山桩”。他多次和同伴一起上山砍伐，几人一起用杆子抬回，高两米多的植株售价数千元。

不过，采伐植物者并非都是牟利。南方周末根据裁判文书网梳理的151起案件中，有一半以上的涉案保护植物在5株树木及以下。

有的涉案原因匪夷所思。上述案件中，至少有8人是为了“砍柴取暖”，有3人因为影响“采光和农作物生长”，还有人为了架设电线杆、做家具、棺材甚至一块切菜板。

涉案人员的文化程度普遍不高。151起案件中，主要涉案人员文化程度在小学及以下的超过一半。

蒋天明感觉，此前多个公益机构关注、宣传野生动物保护，加之新冠肺炎疫情，让人们对盗猎野生动物的案件更为关注和重视，整体有所改善，“但相比起来，大家对野生植物没什么保护意识”。

2016年，为栽种天麻，云南镇雄的一位农民在当地集体林地及自然保护区内砍伐珙桐17株，获罪4年。珙桐开白花，被称为“中国鸽子树”，是1000万年前留下的孑遗植物，被称为“植物活化石”。

在一些风景区门口，周佳俊常见到一些小摊贩售卖山上挖的花花草草，“它们看着不起眼，可能就是濒危植物”。

有学者发文称，近年在浙江省温州永嘉海拔八百多米的山谷岩石上，发现了一个新种——永嘉石斛，距离村庄仅约500米。“关于它的论文今年5月刚发表在学术期刊，这个分布点就已经被挖了。”顾垒说。

在刑法中，这些行为相对应的罪名是“非法采伐、毁坏国家重点保护植物罪”，南方周末搜索的151起案件中，144起的涉案人员因此罪被判刑，还有7起因盗窃罪或盗伐林木罪被判刑。

151起相关案件中约17%为多次作案，有16起案件砍伐的植株数量在20株以上，最高一起达401株。

案件以木本植物为主，有二十余种，均属《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名录》（以下简称《名录》）。其中有国家一级保护植物红豆杉、珙桐等；国家二级保护植物水曲柳、黄波罗、紫椴、香樟、土沉香等。香樟的涉案数量最多，占比接近1/3。

南方周末发现，《名录》中也不乏草本植物，但以其中不被人熟知的植物在裁判文书网检索，如画笔菊、中国蕨、七指蕨、芒苞草、金钱槭、七子花、瑶山苣苔、蛇根木、膝柄木、伯乐树等，均没有相关案件。

草本等保护植物个体较小、易摧毁、鉴定难、取证难，对于基层人员来说，执法存在一定困难，容易被忽视。周佳俊说，通常最后能走入执法流程的基本只有砍树、毁林。

相较于野外，一些发生在保护区内的盗采行为理应更易执法。但周佳俊认为，宝华山国家森林公园发生的独花兰事件，暴露出自然保护区、森林公园的问题。对珍稀树木来说，管理方可能设专人看护以防盗伐，但对一些体型较小的植物，他们并不熟悉，也疏于管理。

一位东北某县森林公安民警也向南方周末证实，从未处理过关于草本类保护植物的案件，“处理最多的是国家二级保护植物黄波罗”。

蒋天明还发现，被列入《名录》的红豆杉、楠木、沉香等，在举报后会得到更有效的反馈，但像兰花这种《名录》之外的濒危植物，“即便森林公安出警，最后也都不了了之了”。

相较于保护动物，保护植物的法律法规很少。“即便被盗猎的动物没有保护级别，也大概率属于‘三有’（国家保护的有益的或者有重要经济、科学研究价值的），但植物除了《名录》外，几乎没有其他执法依据。”蒋天明说。

比如兰科全科所有种类均被列入《野生动植物濒危物种国际贸易公约》（下称《CITES公约》）的保护范围，中国加入了公约，但是《CITES公约》的监管范围只针对进出口贸易，难以作为国内执法的参照标准。

《CITES公约》的名录实时更新，包含了越来越多的濒危、珍稀物种，而我国《名录》自1999年公布第一批保护植物外，第二批保护植物至今尚在讨论阶段，未正式公布。

蕙兰等被列入《CITES公约》但并不在我国《名录》内的濒危植物，在法律量刑等方面早有争议。2016年，一位河南农民采了3株蕙兰，一审被判了刑。上诉后，法院再审查明，《名录》未将蕙兰列入其中，即蕙兰不属于国家重点保护植物，二审改判无罪。

中国绿发会副秘书长王豁认为，我国有“野生动物”保护法，但并无“野生生物”或“野生植物”保护法。相关的法律依据不足，导致这方面的执法缺失、一些濒危植物的监管几乎处于空白状态。她希望能够尽快更新《名录》，并出台专门针对野生植物保护的相关法律。

放眼国际，美国早在1969年就颁布濒危物种保护法，此后多次修改调整；拥有“超级生物多样性”的巴西，出台修订环境法、生物安全法、亚马逊地区生态保护法等多种法律法规。

不只是久未更新的国家《名录》，即便有的植物被列入了地方保护名录，因缺乏配套的地方管理办法，也难以执法。

2020年4月，有植物爱好者发文称，生长在岩石上的北京市一级保护植物槭叶铁线莲，却疑似出现在了上海的一个小区内。

事发后，中国绿发会就槭叶铁线莲的采挖许可证名单申请信息公开。北京市农业农村局回复称，槭叶铁线莲未被列入国家的《名录》，北京市也尚未制定出台本市的重点保护野生植物管理办法，因此对槭叶铁线莲这样列入《北京市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名录》的野生植物暂无行政审批等相关具体管理信息。槭叶铁线莲所在的毛茛科归属林业管辖，建议向林业部门咨询，而北京市园林绿化局给出的回复是“所申请的信息不存在”。

当地的森林公安也对绿发会表示，槭叶铁线莲是北京市一级保护植物，但尚未达到国家级重点保护植物，不属于森林公安管辖范围。多部门协调后，事件由相关区的林木种苗管理站继续跟进。

2020年4月13日，北京门头沟区，盛开的槭叶铁线莲，当地人称为“崖花”或者“岩花”。槭叶铁线莲为北京市一级保护植物，但未列入《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名录》，盗采存在执法困境。 （视觉中国/图）

顾垒认为，《名录》迟迟得不到更新，一方面是因为多部门在植物的利用，尤其是具有重大经济价值的物种上，还存在争议。另一方面是缺乏物种信息，尤其是种群数量、实际分布、致危因素等。“光靠政府是远远不够的，所以我们也希望更多的民间力量来做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工作。”

2019年，周佳俊在广西河池一处陡峭湿滑的岩壁上拍摄到了白花兜兰。这种小兰花很可爱：叶片狭长，毛绒绒的花葶直立，上边顶着一朵白花。四个白色的花瓣中间，唇瓣像一个淡雅的黄色小口袋，上边有浅浅的紫色斑点。

白花兜兰生长极其缓慢，在自然环境中从萌芽到开花，可能需要近十年。“面前这一丛兜兰的年纪可能比我还大，但在兰贩子手下，只要一铲子就让它们灭门。”他在自己的微博发文，呼吁爱好者拒绝山采兰花。

尽管特意定位在广西河池市区，但还是被评论区里的植物爱好者提醒，“连市也不要提”，免得这丛白色兜兰“被盯上”——这是大家心照不宣的一种“保护”方式。

目前，我国保护濒危野生植物的方式主要分为就地保护、迁地保护、人工繁育后野外回归。顾垒介绍，原产地已经没有分布但需要恢复种群，可从迁地保护和人工繁育的种群中，来找一些做野外回归。“一个很大的问题是，大家热衷于做迁地保护和野外回归，但是对野生聚群的保护是很弱的，维持现状都很难。”

很多植物的濒危程度，一点都不亚于大熊猫和金丝猴，甚至比大熊猫还稀少。除了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外，中国植物学会植物园分会理事长、北京市园林科学研究院总工程师赵世伟认为，亟须加强公众对于保护野生植物的教育：“大家都认为，采些野花、野草是没关系的。”

他建议保护区为珍稀、濒危植物建档，加强管理和巡护。同时加强管理人员及执法人员的专业素养，“如果连这植物是什么都不知道，更不好谈什么保护了。”

物种之间的关系是微妙的，相互竞争又相互依存，一个物种的生存状况，势必影响到依赖它生存的其他生物。在赵世伟看来，一个物种的灭绝可能会产生蝴蝶效应，“在别的地方（物种）引起一个‘风暴’”。

保护生物多样性意义还藏着诸多未知。正如人类面对疟疾束手无策时，科学家从金鸡纳树皮里找到了能够治疗疟疾的奎宁；屠呦呦从黄花蒿的茎叶中提取出青蒿素制成了抗疟药，获得了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

（本文首发于2020年6月11日《南方周末》，欢迎转载，转载请与后台联系。）

编辑 视觉 | 汪韬

附：151起毁坏保护植物案件分析。数据来源：裁判文书网 整理：陈白水。 （冯庆超/图）

文章转载自微信公众号千篇一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