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视频社交的“距离感”

论文着重讨论了短视频成为日常交流的底层语言的可能性，分析了用短视频社交所面临的种种困难。但是文章并没有界定“社交”的范围，没有给不同类型的社交分类，因而忽略了当前作为消费主力的年轻人所面临的“社交恐惧”“社交倦怠”问题。下文将在此基础上对论文进行批判性分析。

据“青年说”发起的网上调查显示，参与投票的2532名网友中，仅69人认为自己没有社交问题，97%的参与者存在回避甚至恐惧社交的现象。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选择宅家独处，仅仅用手机建构和维护自己的社交网络。而在李多和彭兰撰写的《2019年中国新媒体研究的八大议题》，“社交倦怠”问题也同样位列其中。

如今，人与人之间不再是像乡土社会那种知根知底的社交关系，越来越多的关系变得工具性，微信好友的质量不断下降。笔者此前对部分大学生进行过深度访谈，受访者经常联系的微信好友全部在3%以下。这种过度膨胀的社交圈导致了社交媒体好友特征/画像的不断转变。好友目录里大部分人是同事、上司、长辈，主要表现为一种工具性的社交关系。这些工具关系，原本都是基于某一具体情境下的偶然行为，在生活的大多数时间当中，这些关系是被“悬置”的，占生活大部分的是以情感关系为主导的社交关系——家人、亲密伙伴、恋人。但是社交媒体取消了社交的时空限制，在便利了情感性社交的同时，制造了大量的冗余的工具性社交关系，用户的关系链由强关系链条链接的家人、朋友的范围，向若关系联系的泛工作关系网络延伸。这些工具性的社交关系，往往表现为某一切面的联系，即这种关系是作为某一身份的双方进行的交流，双方原本没有必要基于“一个完整的人”进行全面的了解。但是朋友圈却强迫你见证好友这一身份之外的其他侧面。这就导致了“屏蔽行为”。许多微信用户会对会对好友进行分组，并对一些刷单好友特别进行屏蔽。如果选择公开，发布动态的时候就需要考虑鱼龙混杂的朋友圈的不同人的感受，这些都严重降低了社交媒体的使用体验。

如果我们不去考察当今的社交恐惧/倦怠问题，忽略社交媒体自身存在的危机，而去探讨短视频是否能成为社交工具，无疑容易走入歧途。事实上，我们已经面临了这样的问题，腾讯此前推出的“微视”无人问津，新推出的微信视频号也很难说真正流行开来。腾讯想整合微信拥有的大量社交链进入短视频领域的努力现在看起来还面临着种种困难。

这种困难就在于社交是分层级的。媒介环境学派学者梅洛维茨在戈夫曼拟剧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情境”理论。他认为，每个人的日常行为，都是在扮演一定的角色。每种角色的成功扮演，需要一定的舞台布景和配角，这就是“情境”。社会是由不同的情境组成的，在不同的情境下，人们扮演不同的角色。但是电子媒介的出现让情境出现了混合，“围墙”倒塌了下来。梅洛维茨通过个案研究，证明了电视媒介通过混合传统的情境，导致了行为的变化和社会的变化。比如电视普及后，女性和黑人可以看到白人男性的活动，这影响了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美国女性主义运动和黑人民权运动。而在互联网时代，越来越多的活动被移到赛博空间之后，情境的混合同样是一个重要的问题。

我们也可以结合心理学领域的“社交距离”来进行解释。根据霍尔的研究，社交距离分为四种：亲密接触、私人距离、礼貌距离、一般距离。人类在不同的活动范围中因关系的亲密程度而有着或保持不同的距离。而在互联网领域也同样存在着“社交距离”，人们需要觉得将自己的哪一部分呈现给哪一部分人。

而短视频社交遇到的问题就是——它天生就比其他媒介更加具有亲密性。对于大多数拍摄者而言，他们提供的是一个未经过仔细编码的原始符号集合，受众未必会按拍摄者希望的那样解码。观众可能更关注你的气质，你的服装，你周围的环境，从而推断出一些其他信息。而图文相对“非人格化”、“抽象化”。影像是直接对现实符号进行选择排列，而文字则是对现实符号符号化的产物。面对一个戏剧性的场景，短视频只能即时录制。但是文字却是可以存储在记忆当中，仔细编码，进行相对精确的信息表达。同样进行自拍，目前来说，照片的美颜远比视频容易得多，并且一瞬间的表情很难展现出一个人的完整气质。但是视频相比于图文远远接近于肉身的交流，它需要呈现的是一个完整的、“赤裸裸”的你。这带来了更近的互联网社交距离，这便利了你与“亲密接触和私人距离”的社交好友之间的交流，但对于大量处于“礼貌距离”的好友，这就是一种“越界”。这可能带来部分“礼貌距离”好友的关系加深（发现了共同的兴趣），但也很可能将你自己暴露在很多工具性好友面前。

梅洛维茨关于电视的研究当中也发现了视频媒介的这种特点，他认为，电视的出现导致了权威感的消失，因为权威感来自于距离。电视媒介令受众对领导人的生活了如指掌。电视出现之前，大部分美国总统都能留下较好的名声，但是电视普及后，几乎每个总统都丑闻产生。这种变化很可能不是因为总统变得越来越坏，而是媒介技术使得他们的弱点越来越难以隐藏。类似的，儿童通过电视发现了成人的“后台”行为，于是儿童变得越来越成熟，这就是尼尔·波兹曼所说的“童年的消逝”。而当视频生产工具下放给大众之后，这种“情境混合”问题就更加普遍了。人们逐渐发现，他们必须费力给不同的社交关系分组，以重建那些原本自然存在的“围墙”。

而在解码端，社交软件相比于娱乐软件而言，更重要的是碎片化的信息接受处理，去了解社交关系圈当中的新动向，而娱乐相对而言是次要的。而图文相比于视频在这方面更有优势，因为图文在接收的时候，用户拥有高度的“时间自主性”，但是视频的时间本质上是受编码者控制的，解码者只能被动地接收（暂停和倍速也仅仅是一种弥补而已，不能改变其本质）。这就意味着在刷朋友圈图文的时候，你可以扫一眼，确定是否有重要或者有趣信息，如果有可以再仔细解码图文，没有完全可以快速扫过。但是视频不一样。哪怕是短视频，在处理社交信息的时候依然有15s的限制，你不能直观一下子了解整个视频的信息，你也会产生这样的担心——万一最后一秒有什么重要信息呢？

所以，短视频可以促进亲密好友之间的社交，但是却不利于更大层面上社交圈的交流，它主要是作为一些人“展示美好生活”的“娱乐工具”，社交只是它的次要属性。此外本文对于短视频的本体论分析也存在问题，短视频不仅仅是短视频媒介与短视频平台的结合，它同时由短视频的点赞及其评论构成。事实上，在互联网平台上，已经没有非常纯粹的单一媒介平台了。比如弹幕文化的兴起进一步扩展了人们观看视频时候的体验。而这些点赞、评论、弹幕，同样可以算入社交当中。正如麦克卢汉的冷热媒介理论中提到的，短视频作为一种冷媒介具有包容性。点赞、评论这种文字媒介也可以被包容进短视频媒介的呈现当中。当我们对“社交”的范围进行再扩展之后，文中指出的社交的“日常交流”等逻辑就存在漏洞了。论文也意识到了这一点，作者在文中写道：“我们推测视频作为社交的基本语言，更有可能在用户已经熟悉的社交平台、夹杂在图文环境中实现。”但在这种情形下，单独把短视频拎出来进行分析已经失去了意义。在这样一个媒体融合发展的时代，我们应当用一种更加综合的视角进行分析。

从技术驯化的角度看短视频技术与社交转向之间的冲突

正如文中所述：新技术的“日常化”并不是一个轻而易举的过程，这个过程并不等同于增长或造星能力。换言之，单一的技术逻辑与工具理性并不足以辖制某项信息传播技术（ICT）的具体应用边界与潜在形态。实现使然技术面貌、配置符号质料、形塑社会意义的实践与认识活动均被包含在一个发生于“技术”与“社会和人”之间的相互构建的辩证过程中。因此，短视频技术能否构成“底层社交话语”，并不取决于个别媒介开发者与传播学者对其一厢情愿的激进技术想象，而是受制于具体的社会媒介实践与文化环境。

这一思路便是文中所提及的“技术驯化”（Domestication Study）理论，从这一视阈切入，我们在探讨“短视频媒介”与“社交转向”之间的张力时，有必要将系统的商品化视角与多路径的人际沟通（分属于社会与个体人的层面）纳入到指涉概念的本体论定义中来，我们需要超越狭隘的单一技术定义，将“短视频媒介”的意涵由活动影像本身，扩展至组织了短视频流通、包装、分发机制的信息集成平台以及与短视频伴生的评论区与点赞功能，因为这些部分本质上在媒介的社会与文化实践中是与短视频多位一体、不可割裂的。同时，对“社交”这一活动场域的界定也应当进一步明确，广义的社交包含多个维度与层次，如果不对其进行规定、指明具体的研究范围，那么后续的讨论必然只能导向“或许行，或许不行”这样言若无物、模棱两可的孱弱结论。因此，在这里我们将社交局束于私人场合中的互动，暂将主体只视为赛博公域中言说行为的旁观者。（然而原文恰恰正是缺少了上述那种清晰的本体论定义与场域界定，这对该文的说服力、逻辑性与目的性造成了不可忽视的损害，易使读者陷入概念上的偏狭与混淆。这种缺乏题设明确性的尴尬不得不说是原论文的一大缺憾。）

短视频非社交性的商业形象：从技术驯化的“商品化”环节入手

西尔弗斯通的驯化理论包括商品化、拥有与转化这三个维度。同时，这三个维度也是驯化过程渐次递进的时序。短视频技术与社交功能之间的原初矛盾，产生于作为驯化过程开端的商品化之中。商品化本质上规定了媒介技术的形象——一种对技术景观进行有偏选择的视觉性表达，在某种程度上它是虚妄和失真的。建基于此，某种ICT技术将“在受众或潜在的受众意识里形成一种公共印象，人们对这些媒介技术形象的评价形成了一种公共话语”。这种霸权话语重新定义了技术本身，通过遮蔽其中商品化的行为因素，杜撰出某种技术的“天然发展路径”的神话。

在抖音这个商业平台上，基于商业逻辑而制定的“崇拜从这里开始”的原初定位塑造了短视频技术的形象——捕捉高光时刻与视觉刺激的狭窄通路，而非普适性的、可用于社交的信息载体。①这种扼杀其他应用场景的独断专行，却被公众视之为短视频技术的“天然形态”。一种庸俗的技术本质主义的“必然性”支配了技术的社会意义的生成过程。然而这并不是技术逻辑的必然性，而是商业逻辑的必然性：什么商品的利润转化率高，“天然形态”就模仿成那副样子。这种虚伪的技术观虽然高扬技术逻辑的幌子来为其背后的资本增殖欲求“打掩护”，对社会与人的能动性避而不谈，但事实上，它甚至没有将真正的、纯粹的技术逻辑推演到底，并推理出在社会因素的“真空状态”下技术原初的多路径发展潜力。它反而要求对技术逻辑的推进止步于商品化的“雷池”之前，使短视频技术及其受众深陷于那种“短视频只能为商品拜物教及其伦理话语服务”的“天经地义”的谵妄之中。但这一悖谬本身也证实了技术逻辑永远不可能摆脱人与社会的驯化这一事实。

综上，我们可以说，通过设计研发、制度准入以及市场营销，短视频技术在得以商品化的同时，也丧失了其非商品的面相——它被人与社会驯化为其所认为应然的状貌。“刺激性的图像碎片”，这便是短视频技术根植于公共话语之中的商品形象，而欲想扭转这种形象决不是靠平台方面改改口号、小修小补就能实现的。其病灶不是商业化平台影像商品生产过程中的功能性欠缺，病灶就是商业化平台的影像商品生产本身——商品化逻辑不准许非商品化的可能性展现其自身。

反社交的消费主义文化环境：从技术驯化的“拥有”环节入手

 短视频技术与“社交转向”之间的张力在“拥有”这一环节中也可以得到体现。消费主义意识形态贯穿作为商品的媒介技术和文化产品的生产、流通和消费的全过程，但它落实在消费（拥有）的阶段。在这个阶段，作为消费者，我们通过获得媒介技术（下载APP）、置放媒介技术（通过点击偏好设置推送内容）和展示媒介技术（自己重复观看类似内容），客体化我们所持有并通过媒介所表达的意识形态。短视频技术如此被纳入我们的日常生活并使之可能在其中发生影响：它为日常生活创造意义，并重新界定人们看待世界的方式。换言之，特定媒介将在特定的个人视野中将世界拟制为特定的图景组合模式，或者说，即特定的文化环境——我们在其中寻觅和涂改自我、他人和大他者。

因此我们有必要考察一下，在商品化的语境下，短视频技术的驯化究竟为日常生活创造了怎样的语境，又界定出了怎样的视野（文化环境）以使人们重新审视世界？正如上文所提及的那样，这一问题的答案是显明的：正是消费主义整合了短视频技术及其平台的意识形态产出，而这种产出在本质上是扼杀真正的人际关系与社会交往的。

短视频平台那五光十色的应用界面营造出“一种由不断增长的物，服务与物质财富所构成的惊人的丰盛现象”（鲍德里亚《消费社会》）；其流变不居的图像与符号被信息流裹挟着将知觉掷入“团块状的混乱（block mass of chaos）之间”（德勒兹《千高原》），没有可以锚定的关系，只有可以标的的物件；刻意的崇拜和嘲弄、优胜者与丑角的排列反复提醒着高下之别；在评论区中被我们所拥有、置放、展现的有关生活的隐喻——用鲍氏的话来说是“诙谐、赞扬、颤音、谄媚”——不断复现、重叠、层累，组织为一条“不见首尾”的漫长的能指链，指涉一种“现实的假象”，即欲望的过剩物支配了欲望本身、需要（want）超出了需求（need）本身，物体系僭夺了人的关系本身，对物与物的联想取代了人与人的交往本身。短视频平台以其狂欢的节律揭示出物化一切关系的野望与商品等级制的申饬。

如此一来，我们可以说，在驯化短视频技术的过程中，那些客体化的消费主义意识形态也“反驯化”了我们。恰如德萨图所说，“驯化传媒技术其实就是将日常生活通过技术的使用归顺到这些宏观力量之中。”②我们的生活与社交的重点，在短视频这一媒介的中介下，正迅速滑落那些描摹物体系的图景上去，归顺于商品拜物教的霸权，这一转变既源于短视频技术直观具象的特征，又和商品化的逻辑密不可分。

然而，社交，正如原文所述，其心理机制不在于影像片段中形形色色的象征物表征的连缀及其视觉滞留，而在于其“背后具体的人和关系被保留了下来”。在社交中，我们天然地关注信源，人和信息在社交媒介上是一体的。如果过度地关注（甚至是只关注）作为能指符号集合的影像片段，由活动影像所激发的不可控制的对物与物的联想无疑将干扰（甚至替代）了人与人的交往。试想，在抖音上刷过了几十条充满性暗示、奢侈品、精致妆容与夸张言辞的、将消费主义具象化的短视频后，突然再在同一个平台上跟穿着背心和裤头、不修边幅的老父亲用高清短视频交流，物的特征一览无余，你的第一反应究竟是得到亲情关系的神圣感召还是在画面切换下由物体系等级的直接冲击所带来的别的复杂情感。从这一层面上，我们可以说，嵌合在由商品化所型塑与驯化的短视频媒介中的意识形态扭曲了真正的人际关系与社会交往。

消费主义的文化环境在短视频平台上臻于极盛，商品图景的碎片、奇观社会的截面和新自由主义伦理的絮语以去语境、去叙事、去人称的姿态跃动、飞溅、勾连、沉淀，完全摆脱了现实逻辑的束缚（因而也就逃脱了现实逻辑的追问），成为无法就其自身而被诘难的“闭合的景观”。而这一事实乃是由多种元素与力量在消费（拥有）场景下的综合所导致的，它们在我们实践、认识、交往和自我感知的活动中以一种相互纠缠的、非线性的、拓扑的复杂姿态发挥其异化和阻碍社交过程与人际关系的作用。

注释①：即便如今抖音将其经营战略更改为“记录美好生活”，其将短视频技术局束于商品化框架之内的根本意图仍然不会改变。因为其所谓的“美好”，归根结底不过是符合新自由主义价值观的规训修辞罢了。这种假惺惺的“伪群众路线”完全不堪质问：为什么短视频技术只能承载“美好”，而不能够承载“非美好”的事物呢？难道生活中只有“美好”被允许存在吗?“非美好”的事物被排除在复现的允许范围之外，这并不是因为短视频技术本身有什么道德属性与甄别功能，而仅仅只是因为唯有“美好”的影像资料才能够成为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畅销产品罢了。所谓“美好”，何其狭隘。

注释②：这些宏观力量包括立足市场的生产方式、通过政策而界定的公私权界、社会归属及其文化表达。这些力量最后合流到了消费主义的话语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