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围绕《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思路，从三个层面阐述了乡村短视频的价值：其一，善用小农文化、民间文化资源，阐明乡村生活世界的文化逻辑，确证了乡村文化的传承脉络、主体价值；其二，运用具辨识度的方言、饮食、器物，丰富了短视频的“地方知识”、地域特征，有效传播、不断更新着地域文化的内涵；其三，短视频生产与“数字小生产者”现象，有效推动了人才、资本、劳动力回流，有望促进城乡融合、重塑新型乡村社会文化生态。
关键词：短视频；乡村文化；传统文化；地域文化；城乡融合
2020年7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着眼于当前经济形势和机遇挑战，“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在这一背景之下，乡村振兴战略的意义得以进一步凸显。事实上，在经济发展与战略转型过程中，乡村一贯发挥重要的蓄水池、稳定器作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多次经历经济危机的化解，堪称“亿万农民救中国”。在当下新冠肺炎疫情叠加引发的金融危机背景下，进行生态文明战略转型，综合开发乡村景观、土地、产品资源，亦被视为有效的解题思路。
以上所论主要就经济层面而言。但乡村文化、乡村振兴原本是一组辩证关系：一方面，乡村文化建设内在于乡村振兴，二者是包含与被包含的关系；另一方面，二者具有一定的相对独立性，在存在发展“时差”时，亦可实现一方对另一方的促动。在当前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之下，乡村文化建设对乡村振兴、经济转型乃至国家安全[4]均有着空前重要的意义。
在战略层面，将网络文化纳入乡村文化建设序列已进入顶层设计视野，《数字乡村发展战略纲要》明确指出“加强农村网络文化阵地建设”“加强乡村网络文化引导”。在实践层面，截至2020年3月，短视频移动客户端用户使用率达85.6%，用户总量达7.73亿人；短视频通过带动乡村旅游、推动农产品销售等方式，直接推动了贫困地区经济发展。本文期望通过分析乡村短视频实践，研究其对乡村文化建设、乡村经济转型乃至促进国内大循环具有的意义与启示。
既有乡村短视频研究，多集中在土味亚文化、景观化、他者“凝视”视野中。研究认为，土味文化系底层寻求社会认同的一种方式，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草根人群的心理需求；指出土味短视频体现了乡镇青年的抗争式表演和虚假的阶层想象，映照了都市青年的审丑狂欢与逃避心态；警告乡村短视频面临沦为娱乐对象、被商业话语收编的风险。这类研究具有明显的理论操演痕迹。另一类研究肯定短视频增进乡村人民主体意识、为乡村带来发展机遇的积极意义，但认为资本、技术、用户偏好等因素导致短视频题材呈现某种“冷遮蔽”，不能完整反映乡村现实；且存在将乡村与城市割裂的倾向，不利于城乡文化、社会的一体融合。这类研究视野相对开阔，但忽视了如下基本常识：媒介世界、普通世界原本存在隔离和差异；媒介影像作为现实世界的“框选”、取样，仅能呈现一个“拟态世界”。因之，前述问题并非乡村短视频独有，而是所有媒介产品的共性问题，相关结论不免责之过深。
综上，既有研究基本出自传播学领域，问题意识、理论资源多围绕消费主义、资本、异化、数字劳工等概念。这一研究视野中的乡村仍然是问题化、对象化的，对短视频助推乡村文化建设的积极作用估计不足，就短视频生产回嵌乡村引发的文化整合等连锁反应缺乏深入探讨。
为使研究更为集中，本文将围绕《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以下简称《规划》）提出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思路展开。《规划》认为，乡村文化主体应为传统文化中的农耕文化部分，乡村文化应与城市文明、外来文化保持积极的互动关系，乡村文化应体现地域特色、历史记忆、民族特点。易言之，乡村文化建设应在保护文化传统、地域特征的同时，保持对外来文化的开放性，具备自我更新、自我发展的能力。
据芮德菲尔德大传统、小传统理论，乡村文化应归属为相对于高文化的低文化、相对于古典文化的民俗文化、相对于上流社会传统的通俗传统、相对于等级制文化的世俗文化。与学堂、庙堂之内培育出的大传统不同，乡村文化为民间自发萌发的小传统，源自乡村人民日常生产、生活实践。《规划》中指出的乡村文化的农耕文化特性正是就此而论。
长期以来，乡村的整体生活世界并未获得足够尊重。基于现代性的认识论，乡村文化往往被刻意区分为“现在”“过去”，后者又被划分为“该过去的”和“该保留的”。与之相反，对现代性的逃避或反抗，则导致将乡村视为城市化、工业化的对立面，将乡村文化视为“美好旧时光”、情感避难所的倾向。两种认识均未回归常识层面。参照国外传承与保护乡村文化的经验，前述取向已被抛弃；不再寻求透过乡村遗产的文化表征折射其他内容，而主张乡村生活的本体论价值，将乡民主体在场的生活世界本身作为目的。由此提出了乡村文化研究的首要要求：置诸乡村生产生活、日用伦理脉络之中开展。
本节主要选取抖音用户“杨哥”进行讨论。其作品围绕日常生活、农作、副业几个主题，塑造了一个懒散、贪嘴同时又机变、风趣的非典型农人形象。试以三个短视频略作管窥。
案例1：“吃大桌（注：赴宴）的精髓”。“杨哥”吩咐其子赴宴时为其折菜（注：打包），并称其中“有讲究”。首先，“得挑年纪大的坐一桌，他慢、抢烟抢拔酥啥的抢不过你”，其次，“鸡鱼肉蛋他吃不多，拿不住（注：消化不良）”。最后不忘嘱托其子多带几个塑料袋备用。
案例2：“出门不带点脑子想蹭个饭都难”。“杨哥”偶遇其叔赶集归来，立刻抄近路到其门口守候。其叔不得已招呼“杨哥”一起用餐，但托词没有配菜没法炒肉。不料“杨哥”已先行携带青椒，遂自告奋勇下厨，顺手一并宰杀了觅食的家鸡。餐毕，“杨哥”声称剩下的鸡肉“搁明天就搁毁了（注：放到第二天就坏了）”，随手掏出方便袋席卷而去。
案例3：“我太难了”。偶遇邻居抓鸡，“杨哥”故技重施，前往帮忙。历经千辛万苦抓到后，主动掏出小茴香，指出放点儿好“出味”。不料，邻居表示鸡是送往岳父家的礼物。“杨哥”瞬间心理失衡，伺机将鸡放掉，声称再去抓回，临行不忘顺走半个西瓜。
三个案例均以“吃”为主题。在以“堆积、丰盛”为特征的消费时代，规模化生产大大降低了商品成本，高蛋白食物早已为廉价、易得之选，主角的不厌求索，无疑与受众日常经验形成反差。再者，蛋白质摄入过量已成为国人致病的主因之一，控制摄入也已具有广泛的认知基础，视频渲染的主角饮食偏好，同样对此一常识作“反向”呈现。这种双重反差感，构建了视频的叙事逻辑和喜剧张力。
然而，追求一事一物的餍足，往往昭示其固有的稀缺性。事实上，少荤多素的饮食标准，近年方才逐渐深入人心。在更长的历史时期内，对高蛋白食物的渴求，则一直是人们生活的核心主题与集体记忆。农耕社会物资匮乏、收支平衡紧张，“生存需要”作为乡村社会的首要原则，贯穿于乡村社会大量的实际选择、机制和价值中，食物无疑是其中的核心议题。看待食物的价值观、谋得食物的方法论，共同确立了小农文化体系的基本面貌。因而，主角之举再现了食物短缺时代人们的行为逻辑与数千年农耕文化积淀下来的行为惯性，唤起受众对食物匮乏时期的记忆、共情，成为视频传递的深层情感内核。虽然这种匮乏情况已经不再，但不忘民族的来路，恐怕仍然是视频给予我们的启示之一。
农业代表着社会、自然之间的重要联系，乡村表征着农业、副业生产及植根于其上的一整套文化生态系统，乡村人民的价值观念不能不体现农业生产的特质。“杨哥”多数作品建立在随意串门、偶遇的前提下，如将之移植入陌生人社会的城市空间，则逻辑链条无法成立。许多场景或耕作，或垂钓，或荷锄归来，深度镶嵌入乡村生产生活脉络中。抖音用户“郭大侠今晚化妆品护肤品”（以下简称郭大侠）视频以乡野闲谈为主，在“表婶子的生活是我们村里面最好的”中，“表婶子”自矜其白菜细粉豆腐、红芋片子糊涂（注：红薯稀饭）的饭菜，对西院婶子自奉过俭，“不舍得吃”“小孩子都馋得没有法”颇有微词，明确表达“该吃得吃、该干再干”的人生哲学。两个“婶子”生活观念颇有差异，但对饮食几乎最低限度的要求并无本质不同，其行为逻辑仍源于小农经济的强大传统，体现了以“过日子”、勤俭持家为核心的生存手段与生活伦理。
对于当今农业农村专家来说，“小农”是一个极富活力的概念。我国人均耕地不足、劳动力过剩，不宜推行大规模产业化农业；加之后者高投入、高污染、单一化种植面临的多种风险，“再小农化”成为我国农业的新型出路。小农的劳动密集型、能源节约型耕作模式更可持续，提供的精细化、差异化产品更符合市场需求，其生态多样化、亲自然性的特质，也成为后工业时代向生态文明转型的有效实践。在这种背景之下，小农文化的去污名化、再脉络化具有了强烈的现实意义。
此外，贪嘴故事广泛存在于《笑林广记》《笑府》等民间故事集中，原是大众喜闻乐见的一类滑稽故事类型。这类故事具有典型的情节、形象类型化，结构、叙事程式化的民间文学特征，以“微小的缺点”、适度而非过度夸张来达成无伤大雅的喜剧张力。就叙事的模式化、情节的生活化、人物的漫画化而论，短视频显然以民间故事为武库。“杨哥”并非孤例。快手用户“木易傻飞”，许多题材直接取自傻儿子、傻女婿等民间故事蓝本，目前已收获230万粉丝，表明受众对民间故事审美趣味的喜爱。“郭大侠”“今天教阿龙吃肉的绝招”，反对阿龙把两只鸡一块儿炖了、“当事儿的吃一顿”的做法，主张“串门时端着碗，上面棚（放）两块，棚两块不吃，就说吃得够够的”，称其他人也是如此这般“绕人”（注：制造假象），为的是“讲个门面、好看”，同样充满浓郁的民间故事风味。在口传传统日渐失传的今天，短视频与民间故事的亲缘关系，意外开辟了一条薪火相传的路径。
综上，就人物行为逻辑、认知观念、叙事传统，本节所论短视频均接续了传统文化中的农耕文化、民间文化部分，因而也成为传统文化传承与创新发展的重要渠道。
传统文化从来不是整齐划一、本质主义的，传统文化的存续也因地域的发展差异、资源禀赋、民风民俗而异。在工商业发达的区域，深厚的商业传统稀释了小农文化的影响力；而在劳动力大量外流、以“半工半耕”为主要生产方式的广大农业区，小农传统的影响力则相对强大。传统农耕文化遗存之多寡，成为地域文化的重要差异之一。但这一地域性概念界定较为宽泛，本节将主要围绕更为细化的地域概念进行讨论。
方音方言典型地体现了微观意义上的地域特征。所谓“三里不同调、十里不同音”，具高识别度的方言成为地域文化的重要表征。在全民普通话的时代，短视频用户刻意采用方音方言，以凸显其差异化、乡土性特征，成为突围竞争红海的有效策略。抖音用户“大博奶奶”主打乡村美食，年迈的老祖母一边料理饮食，一边絮絮而谈关于食物的记忆和因缘，大量使用谚语如“六月的韭，臭死狗”“立了秋，大小一剂子揪（注：一起摘下）”，童谣如“荠荠菜，包扁食，俺跟奶奶俺俩吃”，习语如“嘟嘟叫（注：喷涌）冒汗”“景（注：激动）嘞很”，方言词汇细整嘞、滑溜嘞、吸溜嘞（注：宜于吞咽），为寻常食物增加了温度与历史感。前述“杨哥”“木易傻飞”等剧情类短视频，同样有赖于方言形神兼备、酣畅淋漓的韵味，习语“干啥幌子”（注：语气助词，无实质意义）表达不耐烦、“可摆置（注：语气助词，无实质意义）好了”表达气急败坏，均难以在不流失语义的情况下等价翻译为普通话。后一句习语甚至成为快手用户“老木易”的标志性用语，展现了方言塑造人物形象的力量。
青年一代多已不习方言，或仅通晓方音，许多鲜活形象的方言词汇逐渐失传，此类短视频多少弥补了这一缺憾。一些方言有音无字或不够雅驯，字幕通常作雅化处理以适应普通话受众的阅听习惯，但处理过的字幕无法忠实传达方言神韵，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短视频在其他地域的传播。不过，共享同一方言系统的人们却以评论区为阵地积极互动，分享共同的生活经验，建立彼此的情感联系。政治学者强调统一的语言在现代民族国家形成过程中的重要作用，方言对民族国家内地域共同体的凝聚、维系同样发挥着重要的纽结作用。
器物、饮食、日用品等物质性载体，也成为区域文化的重要表征。“大博奶奶”的方言，与具有地域特色的饮食蛤蟆漏子、蒸楮桃穗、桐花馅饼、烤探花相得益彰。“杨哥”“木易阿伟”视频中频繁出镜的架子车，是前机械时代乡村重要的运输工具，在视频中并非以纯粹的文化符号出现，仍然发挥着轻型运输的功能。“大博奶奶”视频中反复出镜的粗陶油罐、盐罐和粗瓷大碗，也并未脱离乡村中老年家庭的现实生活。随时令变换的美食体现着乡村人民的生存智慧，老祖母说“过日子就是这个样，啥季节吃啥菜”，春季香椿鸡蛋、榆钱馍、蒸槐花，夏季凉拌南瓜尖、炸泥鳅，秋季豌豆绿豆丸子，在采摘、收获、烹调的过程中，展示了农家应时而动、乐天知命的达观精神。概言之，上述饮食器物并非作为传统社会的“遗迹”，而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区域文化是以有生命力的“活态”形式呈现的，不同于单纯将文化符号资本化的“再地方化”行为。大规模再生产与传播本地知识，将增进对地方生活世界的理解、认同，提升本地知识系统、话语的能见度，从而最大限度保留与丰富文化的生态多样性。
此外，短视频创作深度嵌入乡村，将极大优化乡村现存的社会文化生态。先行者发挥的示范效应，将有效带动当地新媒体创业、就业。快手用户“木易大牙姐”“木易阿坤”均曾任“木易阿伟”团队主创，后出走创业，各自不断发展新人。“快手村”“快手县”的涌现，“全村人都是老铁”的现象正是这种扩散效应的结果。在本文考察的豫东某市，就存在着全民主播的“快手村”。创作者持续深耕乡村世界，必然导致劳动力、人才、资本回流，以及生产、消费最大化地留在当地，由此带来的一系列连锁反应，有望改善乡村因资源流失陷入凋敝的状况，有效带动社区的整体发展。如此一来，乡村既有资源得以重新盘整，且以全新的方式与外部社会发生连接，从而缔造了一种新型文化资本，成为乡村可持续发展的动力之源。概言之，短视频不仅汲取地域文化养分，也在反哺、滋养着乡土，赋予地域文化以新的面貌与内涵，实现了具有地方自主性的文化创新。
综上，独特的语言、饮食习惯、生活场景构成的文化与记忆，增强了受众的地域认同感、归属感，对于确立乡村人民的主体价值、文化自信，感召更多离乡离土人士的乡情和乡愁，具有不可估量的作用。短视频创作的扩散效应、就业吸纳能力，也持续推进着地域文化的再生产与传播。
民俗学家鲍辛格严厉批判了排除一切技术形式、将民间文化当作单一图景衡量的做法，认为渗透民间世界的技术给民间文化带来的不是终结，而是改变。一味主张民间文化的特性，将有增加科技变化与文化发展“时差”的风险，换言之，民间文化、对待民间文化的态度均应保持开放性，避免严守僵化的、本质主义的民间文化概念，而应正视民间文化随现代社会发展与时俱进的特点。这一点正是《规划》指出乡村文化应吸纳“城市文化与优秀外来文化”的原因所在。
社会学理论认为，在周遭世界，空间、时间、人与人之间的交往经验是直接的；但在共同世界，他人是匿名、理念型、去个人化的，因而是无法直接经验化的。自我和他人生命流程的距离因之逐渐扩大。也即是说，不同地域、不同身份的人们，时空、心理、日常经验的距离日渐拉大，彼此之间沟通理解、互相认同变得日益困难。这是当代社会人们的生活世界不断扩大的必然结果。此时，媒介作为一个分享经验的场所便越来越重要。但传统媒介如电视倾向于宣扬都市生活、消费主义，贬抑乡村生活方式；相较来说，短视频媒介增强了乡村文化的能见度，赋予其强大的传播力和生命力，开辟了抵御现代文化支配话语的有效途径。这一过程，虽然依赖于追求流量、利益最大化的商业平台，但其中蕴含的解放潜能不容忽视。
一旦正视乡村短视频的“合法性”，则敞开了两种可能：其一，以短视频为中介，有望改变现代文化、城市文化向乡村单向流动的传播格局，乡村在接受外来文化时逐渐具有更多的选择空间和话语权，这也是乡村文化主体性确立的前提。“杨哥”父亲节为父亲备办大餐、七夕为妻子送花，借商业化节日传递父子、夫妻人伦之爱，却与村野环境、风土人情毫不违和。得知十二点后鲜花降价处理，“杨哥”在花店门外苦等数小时；邀请父亲共进午餐，食材系赶集采买而来，用语为“晌午在我那吃饭”。选择性接受外来节日文化、商业文化，以乡村生活习惯和观念移植再造、为我所用，成为乡村文化对外交流中的一个小小隐喻。再者，短视频对乡村文化资源进行的系统识别、整理、传播，必然提升乡村文化的文化位阶，实现对城市文化、现代文化的反向渗透。前述“大博奶奶”恪守天时、季节，敬畏自然的精神，“表婶子”朴素的饮食、消费观，“杨哥”身为小人物的乐趣和自足感，无不召唤出中国文化的本体价值。这一姿态并不意味着向传统“回撤”，相反，以短视频为中介，对现代生活方式、消费文化的反思，为重估自身文化传统、培育文化自信、探索自主发展道路提供了契机。
其二，如前所述，乡村新媒体从业者的涌现，可望改变当地劳动力结构、经济模式，催生出新的社会文化形态，进一步促进城乡之间的融合。学者将新媒体从业者命名为“数字小生产者”，这一概念相当有解释力。顾名思义，“数字小生产者”意味着一定的创造性、自由度，从业较不受地域空间限制。乡村“数字小生产者”的涌现，使得乡村人民拥有了更多的选择自由和职业尊严。“大博奶奶”主创袁绍博，运营该短视频账号月余后，通过带货、广告植入等方式，实现了相对于此前经营小吃生意的五倍月收入。职业固然不分贵贱，但职业内在的创造性、能动性，所带来的成就感、价值实现大有不同。长期以来，因为受教育程度、技能的不足，乡村人民多从事社会分工中相对低端、机械重复性工作，“数字小生产者”则有望改变这一格局，为乡村人民提供更多才智展演空间。当乡村能够提供城市所不具备的创作素材、相较城市更具竞争性的职位和收入时，劳动力、资本、人才必将从城市向乡村回流。如此一来，将大大改善乡村单一的农业经济结构，促进一二三产业融合，进一步构建立体、良性互动的乡村社会生态体系。
行文至此，话题须绕回前两节传统文化、地域文化，即乡村文化的主体问题。乡村文化的开放、更新，必须以具有高度可识别性的文化本体为中心，脱离了这一点则将成为无本之木，只能被动接受外来文化的改造，成为日益缺乏竞争力、话语权的边缘性文化。前述“木易阿伟”备注由“农村喜剧”改为“木易喜剧班”之后，内容同步发生了变化，乡村逐渐沦为拍摄背景和点缀性符号，剧情、人物全然“架空”，乡村人民的生产生活脉络被抽离掉了。如不计方言元素，视频中人的生存状态、生活方式的地域性、乡土性将渐趋稀薄。“木易阿伟”抖音号上线于2019年，截至2020年8月底，共发布作品328个、粉丝144万、获赞1400万余次，这一成绩是其多年积累、多平台运作所得。相较之下，“杨哥”抖音号上线于2020年3月，在其他视频平台没有关联账号。截至同期，共发布作品103个、粉丝363万、获赞3750万余次。当然，短视频价值不应完全取决于关注与点赞量。“木易阿伟”与“杨哥”均来自豫东乡村，剧情主诉乡村、喜剧元素，目标受众高度重合；其中差距，不能不理解为受众认同度的差异。而受众认可与否，取决于能否看到熟悉的生活世界，能否与其解释系统、价值系统产生共情③。尤有进者，以短视频平台的运作逻辑，关注量、点赞量与商业价值严格对应；地域特色的缺失，最终将表现为商业价值的相应降低。简言之，即使置于经济理性话语中，乡村本体文化也仍然是乡村文化最核心的部分。
综上，乡村文化的传统文化、地方文化属性并非凝固不变，而具有与时俱进的动态流动特征。乡村短视频生产、“数字小生产者”现象，有望弥合城乡差距、促进城乡融合，塑造新型乡村社会文化生态。但这一过程必须以尊重乡村文化本体、特色为前提。
“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在乡村文化建设过程中，乡村人民的才智、主体意识，曾长期处于引而未发的状态。短视频解放了这一力量，在如下层面展现了乡村人民卓有成效的实践：其一，善用小农文化、民间文化资源，阐明乡村生活世界的文化逻辑，确证了乡村文化的传承脉络与主体价值；其二，运用具辨识度的方言、饮食、日用品、器物，丰富了短视频的“地方知识”、地域特征，有效传播、持续更新着地域文化的内涵；其三，短视频生产与“数字小生产者”现象的勃兴，推动了人才、资本、劳动力的回流，将有效促进城乡融合、重塑新型乡村社会生态。
本文讨论的短视频用户均来自豫东某市，但地域属性并不意味着相关结论的地域局限性。“乡土中国指的不是地理上的农村，而是中国文化的基本特性”，中国文化的乡土性是一种平均情形下的适用模型，不同地域的具体情境或许有别，但社会结构、文化方式并无本质差异。豫东乡村即便不能代表全部乡村的典型，也不失为许多中国乡村共同的“类型”或“模式”，由局部推知全局、“逐渐接近”的认知方式仍行之有效。
前述学者认为乡村短视频存在的问题、隐忧，并未进入本文讨论视野。乡村建设本是不断探索、动态发展的过程，自我“解毒”、自我更新是题中应有之义。事实上，乡村早已受到市场的规训，不同程度接受了市场竞争的逻辑，并在资源配置、生存竞争的劣势地位中，逐渐培育出“小农机会主义”、“实用个人主义”的价值观。乡村不是桃源世界，但乡村的问题是社会转型期的系统性问题，前述乱象实为这一问题的延续或折射，短视频不任其责。相反，短视频在乡村文化建设中的潜力与动能，值得持续期待。
文章转载自微信公众号河南社会科学
